摘要：其结果是，议会制立法型国家的规范主义合法性，就转变为每次由多数决议的空洞功能主义，并与官僚体制的非人格化相结合，进而促成合法性与技术性功能主义的联盟。 ...
首先，两高的具体应用法律解释权的对象被限定为具体的法律条文，而解释内容亦必须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0页。（二）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行使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的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依宪治国的方向、道路、进度，国家立法、执法、司法等活动，也主要通过各级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动和工作来实现。
在宣誓仪式及其组织方面，《决定》一方面设置了统一的基本要求，除统一的誓词外，还包括对宣誓人的姿势要求和宣誓场所的环境要求，宣誓人应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宣誓场所应当庄重、严肃，悬挂国旗或者国徽。宪法宣誓制度有利于国家工作人员树立权力来自于人民、宪法规范和制约权力的理念，这有利于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对履行职务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认知。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宣誓效忠宪法，这是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安排。《决定》草案的誓词共65个字，最终采纳的誓词共70个字，拥护宪法改为忠于宪法，并且忠于宪法放在誓词的第一位，而且修改之后的誓词内容语言精练、语义明确并且富于感染力。一些国家还单独立法对公职人员宣誓制度作出规定。
国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对地方各级政府也起了表率作用。作者简介：任进，法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冷战后建立的以司法治理为中心的全能宪法模式遭遇愈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超国家社会系统的运作已经超逸出民族国家宪法管控力量的范围。
[19]它作为唯理性原则（rational principles），只是先行存在的私法的一种上层架构，相对私法而言，宪法只具有一种工具性价值。新自由主义和文化政治的结合，导致了美国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原则的衰落。[43]See Manfred E. Streit, Economic Order, Private Law and Public Policy: The Freiburg School of Law and Economics in Perspective,（JITE）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2）， pp.675～704. [44]See William E. Scheuerman, Frankfurt Schoo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Democracy, and the Law（Routledge,2008）。既有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宪法方案，也有凯尔森的维也纳学派方案。
它一方面导致财富高度聚集，另一方面造就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无产阶层，这对平等政治的参与理念是一个莫大嘲讽。[36]它所回应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废墟之上，处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遗留的实证法正当性难题。
但是，恰恰在施米特看来，这样一种经济主义的宪法方案，实际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正如施米特敏锐指出的，根本的宪法矛盾，存在于名义上的规范主义合法性体系与实际上的管理型国家正当性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所建立的以司法审查、三权分立和人权保障为核心，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宪法秩序体系，其政治整合功能与全球扩展能力遭遇到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波斯纳—哈耶克的经济秩序蓝图，实际都仰赖于阿克曼—施米特的政治立宪设计。
也可参见Martin Loughlin ＆ Neil Walker （eds.）， 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 Constituent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民主和法治的这种共生关系，进一步反映于宪法设计中政治与经济、政治和行政、公法与私法、立法和司法的多组互动关系之中，其关系定位的不同则最终体现为宪法方案的差异。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所组成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提供了一个对立于弗莱堡学派的宪法方案，他们都希望能够从否定辩证法和商谈理性之中，逆转第二波宪法运动内在的工具理性、福利国家铁笼以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危险趋势。18世纪以来的三波宪法运动，从西耶斯的第三等级宪法、施米特的权威自由主义宪法到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宪法，构成法律历史运动的一个方面。
考验在于，我们能否提供一种能充分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并且具有敏锐历史意识与成熟政治判断的新的宪法规范性理论。对于利益/价值的法律整合机制而言，从立法中心到行政中心再到司法中心，实际也正是制宪权主体从18世纪古典的人民向晚近的碎片化与片段化的个人化趋势转移的需要和结果。
[38]其主要原因则来自于社会分化的加速。[18] 其区别在于，哈耶克实际上是把作为公法（thesis）的宪法性法律理解为组织性规则，从而附属于作为私法（nomos）的正当行为规则（rule of just conduct）。
[8] 其次，18世纪古典制宪权理论预设了一种共和主义民主的美德概念，它虚拟了同质的人民可以作为普遍制宪权的担纲者，进而可以在议会代议、正确的法、睿智立法者与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之间建立起连续等式。法律看来是为谁制定的？为了特权阶级。首先，他们都是在宪法危机的重大时刻，对宪法政治的方案作出了不同方向的抉择。因此，再来观察当前的世界宪法危机，也会发现到同样的历史规律：伴随金融危机的余波，世界性的贫富差距加大，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始质疑这套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和保障这套经济机制运作的私法体系，进而挑战此一体系背后更为核心的美国宪法模式。在波斯纳所提供的东欧宪法方案中，市场经济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已绝不止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构造，它实际也承担了新东欧国家政治主权再造的功能。[53]对金融危机问题的宪法理论探讨，可参见Kj?r, Poul Fritz, Gunther Teubner,＆ Alberto Febbrajo,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e Dark Side of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Hart Publishing Pty Ltd,（2011）。
由此，则形成了美国宪法模式的全球霸权影响力。而从这种主要由外在于国家的限制理由形成的事实性宪法状态，向一种主要依托于民主制宪的内在于国家的自主道德规范性原则的转向，则是现代政治宪法运动形成的核心标志。
[9]而管理型国家对实证法的生产，就不再诉诸抽象的人民公意与普遍代议之间的联系，而是直接依据自身建立秩序，从而瓦解了代议制立法所内涵的规范主义导向。法国大革命以来，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人权—人民主权）一直处于相互竞争之中。
[46]See Owen Worth, The Janus-Like Character of Counter-Hegemony: Progressive and Nationalist Responses to Neoliberalism,16.3 Global Society （2002）， pp.297～315. [47]前注[33]，〔法〕福柯书，第95页。有关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法官，可参见Vermeule ＆ Ernest A. Young, Hercules, Herbert, and Amar: The Trouble with Intratextualism，113.3 Harvard Law Review （2000）， pp.730～777。
三波法律全球化运动，从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法范式、20世纪初叶的社会法范式再到20世纪晚期的新自由主义法范式，构成法律历史运动的另一方面。而一旦当代宪法对于金融危机问题束手无策，所推出的各种政治—法律措施，只能在表面上触及却无法真正解决由金融危机所触发的社会动荡，由此所带来的危机，无疑将构成对宪法政体所自诩的整体性（integrity）政制秩序的致命挑战。进入 余盛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族国家宪法 立宪运动 法律全球化 司法中心主义 新自由主义 。其次，法律全球化运动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接受，也仰赖于宪法在公法价值秩序层面的焊定，无论是19世纪的民法典、20世纪的社会福利法和晚近的去管制法律运动，这三波全球化私法运动，都需要借助主权国家的宪法运动及其公权（public rights）范式的转移。
法律全球化与宪法运动，彼此构成历史正题和反题，既相互呼应，又相互抗衡，这也预示了第四波宪法和法律全球化运动出现的可能性。因此，当前的宪法危机与魏玛时代相比，其表现形式不同，但危机烈度可能更为严重。
宪法法院，因此也就成为了调和阿克曼—波斯纳之争的妥协机制。第四，由上述政治转型带来的代议制危机，进一步突出了施米特所强调的议会政体达到多数的机会均等[12]原则的重要性，也即不同政党都有平等机会获取政权，少数派有平等的机会成为多数派。
[55]桑斯坦也从美国宪法传统中重构出共和主义政治观和自由主义政治观之间对立的两条线索，并重构出一个统一性的概念——麦迪逊共和主义。在政治立宪与经济发展之间，一直存在长期的抉择和拉锯状态，尽管自20世纪以降，经济效用的考量正越来越压倒政治与法律的传统思路。
[41]波斯纳希望指导东欧国家保障私有产权、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资格，而弗莱堡学派对战后德国宪法设计的要义，也同样是希望新德国能从经济自由的存在和实践中重新找回其真正的基础，坚挺的德国马克、令人满意的增长率、不断增强的购买力、有利的平衡支付[42]，这些几乎就是波斯纳宪法建议的另一个德国翻版。余盛峰，法学博士，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律至少应该做到不偏不倚，但法律本身也分明是特权的帮凶。哈耶克作为美国新自由主义阵营（主要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斯蒂格勒、舒尔茨、波斯纳等）的领袖，也参与了弗莱堡学派的活动，他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的重要成员（包括门格尔、米塞斯、庞巴维克等）。
[34]〔法〕埃马努埃尔·约瑟夫·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9页。如果说，第一波和第二波宪法运动，其共同出发点，都在于希望通过宪法政体的设计，平衡经济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内在张力，而第三波宪法运动，则在其宪法设计中，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政治维度的自足性和正当性。
单纯移植美国宪法，不能自动带来经济发展，也无法实现阿克曼所设想的平等和自由。既有列宁的社会主义宪法革命，也有罗斯福的新政宪法变革。
可以预见，中国在可能的第四波宪法运动中，必然将会扮演极为关键的历史角色，而且，这也更加考验，中国在世界性宪法危机和自身宪法发展这双重叠加的政治挑战中的历史智慧。与波斯纳如出一辙，哈耶克也认为只有经济学才能提供处理自生自发的抽象秩序的理论手段，市场秩序是唯一可能扩展至整个人类社会领域的全涉性秩序（comprehensive order）。
